岁月荏苒，转瞬间福建物构所走过了半个世纪艰辛与辉煌的历程，伴随着伟大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物构所也经历沧桑巨变，从蹒跚学步到日臻成熟，优秀人才辈出，新成果不断涌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物构所的一员，回眸往事，心潮澎湃，历历在目。衷心祝愿我所能发挥建所精神，不断创新，再续辉煌。 

缅怀奠基者

物构所的最早前身是福建技术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归中科院福建分院管辖（卢嘉锡是福建分院副院长）。1959年，全国掀起大办原子能之风，时为福建省委书记的叶飞同志，得知我省武平县有铀矿，打听到厦大的卢嘉锡教授是科学院学部委员，曾研究过炸药，于是就下令调卢先生来榕创建原子能所，为保密起见，称技术物理所。1962年，科学院进行调整，取消福建分院，把分院下属的六所一室，如化学所、电子所、自动化所、稀有金属所及生物物理室等都归入技术物理所，改称为理化研究所，随后正式更名为中科院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从此真正从事卢先生专长的物质结构研究。后来虽有文革中变成二机部7701所的小插曲，但随着四人帮的粉碎，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就从此正式定名（其英文所名Fujian Institute of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of Matter,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即为本人所译），而卢嘉锡教授也把毕生的心血浇灌于斯。

建所初期，一切简陋，令人难以想像。所址在福州大学（同年刚建立）校园内一幢四方形单层平房，内夹长方形天井，人员绝大部分是穿黄军装的复退军人和少量刚步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办公和仪器设备大部分从厦大搬来。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又恰逢困难时期，住的是西禅寺，吃饭在临时搭建的竹棚内，每逢下雨天，水淹没膝，还经常丢饭罐。对于搞科研，大伙儿是一头雾水，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卢先生不顾自己大教授的身份，一一面授机宜，大到研究课题、人员配置，小到购买图书期刊、添置仪器设备等，还开玩笑说，没有助手，没有徒弟，只有我们这些徒孙。可以说，正是在卢先生的亲自带领下，我们才一步步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而造就出一大批真正能打硬仗的科学技术人才。

卢先生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体现了一名卓越科学家优秀品质。他常告诫我们，从事科学要做到C3H3，即敏捷的大脑、灵巧的双手和洁净的习惯。卢先生念大学时的作业，曾在福大展出，作业中字迹娟秀、认真整洁、严谨规范，令参观者啧啧称羡。作为一名导师，他对所有送审的文章，不论中英文，皆一一认真批阅、审改，绝不放过一个错误。对经他修改，已正式打印好的英文稿，如果整个页面中，只要出现一个字母打错，他不会大声批评，而是提起笔来重新改写整个句子，这样一来，我们只好认认真真地重新打印过一次，直到一切完整无误为止。

卢先生平易近人，待人和蔼可亲。所里许多外地人员的家属，都是在卢先生的关心帮忙下，调到所内或本地的。建所初期，我的办公室同他的隔壁，他经常会拍着我的肩膀哈哈大笑，会跟着大伙儿叫林仲达同志“阿达哥”。每次他参加省里开会，都会让司机把他破旧的座车靠边停放，说是以免碰坏当官的新车子。他常会跟你毫无拘束地促膝谈心。有次我问他，当初为什么会接受创办并不是自己本行的原子能所？他坦然地对我说，单独一个人搞研究，跟有一支队伍、有一个团队来搞研究是完全不一样的。原子能虽不是我的专长，但是通过搞电子加速器，高压倍加器等辐射光源，也可以为物质结构研究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办所，培养和造就出一支能真正从事尖端科研的团队。

卢先生热爱祖国，他师从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鲍林教授，是当时国内结构化学研究“四大金刚”之一（其他三位：唐敖庆、唐有祺、徐光宪），然而出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文革期间，物构所成为7701所，卢先生一生钟爱的结构化学研究被迫中断。记得在科学院准备收回福建物构所，取消7701所前夕，我有幸陪同卢先生同乘一架飞机前往北京，由卢先生单独向院领导汇报情况，那天飞机临时在上海中转，那一晚我同卢先生下榻机场宾馆，住同一房间，卢先生的心情十分激动，竟然同我铺对铺拥衾作彻夜长谈，通宵达旦。他谈起了在美国留学时和吴健雄、袁家镏夫妇以及钱学森伉俪的交往，以及为什么他回国后没去北大，而去厦大的缘由。他庆幸通过多年的努力，已带出一支能胜任搞科研的队伍，科研水平也初露端倪。他娓娓畅谈，谈未来的设想，憧憬着所改制后能了却他结构化学研究的心愿，充分坦露了一位科学家对科学事业无限热爱的胸怀。在北京期间，我还陪同他受到北大校长周培源教授的接见。受唐有祺教授之邀，在他家叨扰了一餐饭，这些接触，让我深深感受到一个科学家的内心世界，他把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物构所，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为科研服务乐在其中

一迈出校门，我就被组织分配到了技术物理所。我学的专业是外语，对自然科学可以说一窍不通。最初，我被安排在图书馆，只好对图书期刊的采购、分类、编目和流通等工作一一从头学起，边学边干。建所初期，图书期刊的选购全靠卢先生定夺，我们则依葫芦画瓢照订，时间久了，对所的各种专业也逐步有所了解。那时，我深感自己科学知识匮乏，就主动到福大化学系听课，学了两年基础课，还在实践中找机会向所内专家、科研人员讨教，日积月累，逐步从不懂到懂，初步掌握了文献检索和图书馆学的知识，还对所内的研究课题，乃至较现代化的仪器设备有所熟悉，对自己以后为科研工作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卢先生十分重视外语。建所初期，专业人员和其他各类人员的外语水平同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人都必须从ABC学起。于是，外语教学就义不容辞地落在我的肩上。在卢先生的要求下，那段时间学习外语蔚然成风，学习人员竟多达七、八十人，我自己也在福大夜校学德语，自学日语。经过数年坚持，全所的外语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外文图书与期刊的借阅量也成倍增长，科研人员也开始学习撰写论文的英文摘要。自此以后，大量论文的英文文摘、译文（英译中、中译英），甚至是书稿就出现在我的案头，囊括所内各种专业，而审校工作也成为了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初期，中科院把院图书馆改成院图书情报中心，负责指导各研究所的图书情报工作。所里也相应成立图书情报研究室，从单纯的图书期刊采购、分类、编目、流通，到开展文献检索，课题调研，创办刊物，发展战略研究等，我的工作重点也从图书馆转移到情报方面。当时，我所的晶体研究方兴未艾，作为起步我们组办了“晶体文摘”刊物，有了经验之后，不久“光电子通讯”刊物也问世了。先是油印，后正式改成铅印。顺便提一下，当时省内印刷条件特别是科技刊物的印刷条件极为有限，只有一家新华厂勉强够格，每次排版，我都要到工厂车间同老工人师傅一起排版，呆上几天。刊物主要发表所内科研人员的论文、评述性文章和一部分好的译文，是国内该领域较早的一份刊物，博得广泛好评。由于光电子技术毕竟只是所内从事的一个方面研究，以后经所领导研究，刊物扩大范围，改为“物构所通讯”，也是铅印，这样报导面更广也更具权威性。

正是有了办好“物构所通讯”的基础，一天卢先生找到我，希望能创办全国性的“结构化学”刊物。为此所里还增调了两名来自科大和南开大学的女将。从刊号申请、封面设计、编委组成到论文选题、组稿、审稿、定稿以及稿费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一一缜密考虑，逐步解决，才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出了“创刊号”。为使刊物更上水平，我还向卢先生提出调一名结构化学研究生一起来办好刊物。于是，就有黄致盈的来到，郑作光老师也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指导。一年后，由于工作需要，“结构化学”正式从情报组分了出去，独立组建成“结构化学”编辑部。

改革开放的春天在物构所的最早体现是外国人的到来。顺磁波谱仪是物构所引进的第一台进口仪器，约定由厂家派工程师来所安装调试验收。由于当时福州尚不是开放城市，外国人来榕必须经过政治局委员的审批，我有幸看到当时科学院报批的文件，也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文件已“圈阅”。外国人来所，翻译是第一要务，我的口语早已中断了十几年，而且进口仪器带电脑，在当时十分先进，我也顾不得紧张，一接到任务，就恶补口语，弄台大录音机，录下自己讲的，再放给自己听，同时参加课题组一起讨论，翻译说明书，还一起补了一下电脑基础知识。在所领导重视和大家共同努力下，最后总算圆满完成了任务，心中大大松了一口气。

自此以后，物构所的进口仪器一台接着一台，源源不断，从四圆衍射仪，到红外、核磁、质谱仪乃至电子计算机，结构测试手段逐步充实完善，我的翻译经验也逐步积累，从最初的羞涩到能应对自如，对这些仪器知识以及课题专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除进口仪器外，来所访问进行学术交流的外国专家学者也日趋频繁，应接不暇，外事工作接待翻译也成为我工作中的一大方面。最让我头疼和紧张的还是学术讲座的现场翻译，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切全靠平常的专业素养，听众全是本行当知名专家学者，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场下来，浑身直冒冷汗。值得欣慰的是，一次我承担天花粉课题组与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学术交流的翻译任务。会后，该院士问我愿不愿意去英国留学，费用由英方赞助，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但也说明本人的水平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作为情报室人员，我有机会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但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那年在桂林举办的全国晶体生长会议。那次，我所选派了十来人庞大的代表团参会。会议首次组织了一场专场的外语学术报告会。本来我的任务只是参会了解情况，没想到到达桂林的当天晚上，晶体室领导找我商量，谈了山大可能就LBO晶体的研制先在外语专场会上作报导，而我所陈创天教授却因故未能参会，如果我所不在会上发言，会造成LBO晶体不是我所最先研制与发明的误会，所领导无论如何要我代表陈创天教授在会上用英语作报告。由于事先毫无思想准备，也没有发言稿，只好匆忙由他们帮我一起草拟了几条发言提纲。第二天上午，当山大代表第一个发言完毕，我硬着头皮代表陈创天研制小组上台作了十来分钟的发言，看着台下我所十几位代表频频点头支持，我的心也定了下来。更为困难的是，按惯例报告后我还得站在那儿几分钟，回答代表们包括外国人代表的各种提问。可能是因为我同尤桂铭刚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测试LBO晶体的性能归来，对其中倍频系数等数据比较熟悉，再加上所内代表的大力支持，居然能勉强应付下来，回答得丝丝入扣，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当然，这无疑应归功于我所在LBO晶体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

物构所哺育了我

党的领导，共和国的强大和科学的春天造就了今天的物构所。是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给物构所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当然，这里包含着全体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卓越贡献。我常在想，为什么大家都在搞激光与非线性光学晶体，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我所是个小所而且条件并不特别优越，却唯独我所能培养出BBO、LBO晶体，从而获得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呢？这里除了我所立志创新外，物构所独特的学术环境也是极为重要的。早在全国第一届晶体生长会议上，我所就极力主张培养新晶体，同时注意晶体培养方法的创新；我所历来强调结构与性能的结合，具备结构化学的知识与基础，又有先进的结构性能测试手段，形成了化学与物理紧密结合、相互渗透的良好学术环境。更为重要的是，科研人员之间的团结协作，学科之间的相互配合，缺少这些，科研成果无从谈起，也很难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同样，也是物构所的环境哺育了我。我的每一步成长足迹，都离不开物构所的发展与壮大。科学家严谨的工作作风，立志创新、锐意进取、团结协作、争创一流的精神风貌，始终激励着我，鼓舞我努力向前。值此物构所建所五十周年之际，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回顾以往，期盼物构所的明天能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奇葩。

五十年的辉煌已成历史，未来的灿烂在等待我们。回眸过去，怀念创业者的艰辛；展望未来，期盼新一代的奋发。年轻一代科学家，您们是诺贝尔奖未来潜在的获得者，共和国科学发展和经济建设的生力军，祝愿您们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经济腾飞和新的科学春天，焕发出您们青春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