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的锣鼓声惊醒了心灵深处尘封五十年的记忆。往事历历在目，我从记忆的长河选取几朵浪花记录下来，作为物构所建所五十周年的小小献礼，同时也为纪念父亲诞辰九十五周年。
搬家前后
小时候的记忆，多半和家有关；小时候的家，通常和父亲的工作单位有关。1946年父亲回国以后受聘母校厦门大学，就把家安在厦门大学。1958年，我刚九岁，听说父亲奉调省城福州，去干什么我没考究，反正是他一个人去的福州，我们的家仍然住在风景秀丽的厦门大学。
父亲到福州后，就很少有时间回厦门的家了。渐渐地我才弄明白，原来父亲已被任命为福州大学副校长，到福州参与建校。而后不久，又以副院长的身份负责筹建科学院福建分院以及福建物构所的前身单位。父亲为大“家”奔忙，一时顾不上小“家”了。
1960年暑假，福州大学第一栋家属宿舍建好，父亲决定把家迁到福州来。可是他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抽不出时间回厦门搬家，一切全靠母亲打理。我的大哥早在1951年就参军去了，家里还有兄妹六人。那时二哥刚读完初二，小妹还未满三岁。大家知道要去福州，都很兴奋，哪里知道母亲一人肩负全家重担的辛苦。8月中旬，父亲请一位也是从厦门大学调往福州大学的教师帮忙，我们一大家子坐上火车就上福州了。
搬家之前，父亲向工作了十几年的母校提出，希望把他的办公桌带到福州去，算是对母校的留念吧。这张镶嵌着厦门大学家具铭牌的办公桌跟随他从厦门到福州，又从福大到物构所，至今仍保留在物理楼八层他生前的办公室里。
我们的新家在西禅寺附近，当时叫做乙型宿舍（后来改称沁园，据说原来计划要建甲型宿舍供各地引进的教授居住，因三年自然灾害，计划成为泡影），周围基本上还是水田和菜地。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会相信，房子号称已经盖好，其实有好些脚手架还没拆，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住进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卫生间下水道还没有通。要方便时，只能下楼到附近池塘上用几块木板搭盖的简陋茅房去，看着脚下成群的鱼儿，那种摇摇晃晃、颤颤悠悠的感觉，是住在条件优越的厦门大学宿舍的人无法想象的。
暑假很快过去了，我们都要到新的学校学习。两个哥哥到福州三中去，两个弟弟就在福州大学刚办的附小上学，这个附小太小了，只有一到四年级，教室就设在西禅寺大殿旁边。我要读五年级了，只能到外面的学校去。那时的茶园山小学是空军子弟小学，我们进不去。只能到洪山小学，位置在今天的空军门诊部。我记得很清楚，报名的那天，是父亲的秘书蔡良机大哥带我去的，走的是弯弯曲曲的田埂。那时的洪山小学是郊区农村学校，和我原来读的厦大附小无法相比，同学大都是农民子弟，后来才陆续加入少数福大子弟。我第一次打赤脚，第一次拿锄头，都是在这里学的。
记得开学后不久，良机哥又一次来到洪山小学，不过这次他是为征地的事来的。我跟着同学们扛着锄头，来到学校后面的山上，这里是我们学校的红领巾农场，农场里种的地瓜要提前收获，因为这里要盖大楼了。这个位置就是今天综合化学楼，因此我常常自豪地对大家说，这里原来是我们学校的红领巾农场！
从家到学校，要走很长的路，为节约时间，父亲让我中午到物构所的竹棚食堂吃午饭。因此，我有幸和参加建所的大哥大姐们共同度过两年的时光。难得星期天父亲有空，他就会带着母亲和我们兄妹，从福大宿舍来到西河边，讲述物构所的美好前景，尽管当时我们看到的还只是成片的果树林。物构所开元旦晚会时，父亲都会带着我们来参加。记得还在上幼儿园的妹妹大方地上台唱了一首歌：“我是一粒米，别把我看不起……”，以至于几十年后，有不少建所元老看到我妹妹，还是打趣地称呼她“一粒米”。
从福大到物构所
父亲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他说，初到福州时，见到这块闽江之滨、怡山周围的土地，一片荒凉。西禅古刹，寥寂无声，给我留下一个“贫瘠”的印象。建校建所伊始，住无宿舍，食无餐厅；教学上缺师资缺教室；科研上缺人才缺设备，一穷二白，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尤其是遇上60年代初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低，经费又紧缺，真是困难重重呵。
研究所刚从厦门搬到福州，大部分科研人员住在福大校园内原某部队医院的平房，实验室也在平房里，条件极差。1962年，实验大楼（旧化学楼）建成，工作条件才有所改善。可是父亲和科研人员每天都要走两三里崎岖不平的路来上班。
1965年，物构所第一幢宿舍楼（位置就是今天的8号楼）盖好了，我们家自然成为第一家住进来的人。早期除了我家，整座楼住的基本上是单身汉。我家住在二楼朝西，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不选朝东的房间，甘愿西晒呢？父亲的回答是，宿舍楼的西边是实验大楼，住朝西的房子，就是希望每天早上起床，推开窗户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实验大楼。
祭酒岭这个地方，据说从前是枪毙死刑犯的地方，十分荒凉。物构所所在位置在地图上标明是山头角，门牌号是123号（现在的门牌杨桥西路155号，是九十年代中期才改的），有两个小山头，一座是猫山，另一座是鼠山，都是乱坟岗。我们住进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附近山上还不时响起送葬的唢呐声和鞭炮声。我们所建设过程中，不知道清除了多少坟墓，路边经常可以看到无人认领的白骨，晚上田间常有幽幽的“鬼火”。一天父亲在家里讲笑话，说是所里有个职工晚上从外面回所，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天色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差点一头撞到农民拴在路边的水牛身上。吓得我不敢在晚上出门。
父亲身兼数职，既是物构所所长，又是福州大学副校长，还是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副院长。他除了到市内开会才由学校派车接送，平时到福大办公、开会都是徒步往返。1965年他到福州二化参加社教，吃住都在厂里。当时的公共交通非常不便，他每周两次回所主持工作，都是在工厂下班后步行很远去搭乘公共汽车，到了祭酒岭下车后，再走一段山边小路才能到所里。
建所初期，实验仪器和图书资料都十分缺乏，经费又少。在订购仪器时，父亲的原则是，功能一样的，有国产的就不订国外产品，对“急需”和“可暂缓”的，就先订“急需”的，图书资料有影印版的就不订原版，同时严格控制复本，尽量节约外汇和开支。对书视若珍宝的父亲，曾经为一箱书从厦门搬迁福州途中丢失而心痛不已，但为了充分发挥书的作用，他又屡次把个人藏书赠送给福大和物构所图书馆。
文革中
文革初期，父亲不可避免地被挂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被批判陪斗。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规定，所有大学生都必须参军，留学生也不例外。为避免充当美国炮灰，父亲选择了在美国国防部马里兰研究室从事化学研究。当局知道他原来所学的是放射化学，曾要他参加原子弹研制，父亲却选择了密级较低的爆炸化学，从而避免了象钱学森那样被美国政府扣留不放的情形。二战结束后，父亲搭乘第一艘通航的邮轮回国，从上海回厦门时，坐的轮船又小又矮，他曾开玩笑说是坐潜水艇回来的。所有这些，在文革中，都成了他的罪名。那时传说父亲造出了催泪弹，在物构所爆炸，连福大那边都会流泪。我们听了都觉得好笑，不知道父亲心里是什么滋味。造反派要父亲写检查，接受批斗，同时要他每天做化学楼全楼走廊和厕所的卫生。即使这样，还有造反派鸡蛋里挑骨头，说父亲“劳动态度不好”。回到家里，父亲心情十分痛苦，他说，还要我怎么干呢！厕所尿池壁上结了几年的尿碱，都是我跪在池沿上用手指甲抠下来的！
有一段时间，造反派审查他所谓的“特务罪证”，说他是“为美帝国主义研制杀人武器的工具”，父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交代材料”，他辩解说他在美国参加国防科研的成果主要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用于对日作战，造反派却非要父亲“彻底交代”。就在这时，所里一位副所长（他是父亲早期的学生，他家和我家是邻居）因受不了批斗和肉体上的折磨触电自杀，父亲深感悲痛和紧张，几天来神情不安，整夜无法入睡。母亲理解父亲的情绪，怕他万一想不通，于是悄悄请求陈联谦大哥（1959年到厦大后就一直在父亲身边工作）晚上住到我家来，就在父亲卧室外的客厅临时搭铺，白天拆起来，尽量对他说一些宽心的话，这样坚持约有一个月之久，直到父亲情绪渐渐稳定。
有人劝父亲写信给周总理，或是给当时经常上天安门的科学家朋友写信，请他们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父亲总感到不妥。他认为周总理日理万机，那么忙，不忍给他添麻烦；而在当时，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万一连累他人，那可不好。直到1968年夏天，父亲的处境略有好转。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夫妇时（他们是父亲留学美国时的好朋友），问起父亲的情况，会见后周总理立即让秘书了解父亲的情况，并亲自打电话给福州军区皮定钧副司令员，指示要保护好父亲“立即解放，安排工作”。当父亲听说是周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艰难之时出面“保”了自己时，不禁热泪盈眶，言语哽咽！他把李白名诗“赠汪伦”的最后两句改了三个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以此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激、缅怀之情。
第一次向组织开口求助
1981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主席团首次会议上，父亲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成为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自然科学家。这是父亲人生历程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进京前夕，父亲唯一的后顾之忧是身患重病的母亲。母亲常年为日夜工作繁忙的父亲和我们正在上中小学的儿女成长操劳。在文革中，父亲进牛棚，造反派逼迫母亲与父亲“划清界限”，“揭发”父亲的“问题”。母亲凭着对父亲几十年的了解，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造反派的无理要求。但母亲因此成天担惊受怕，又不愿意让正身处逆境的父亲思想上增添新的负担，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终于垮了。
父亲考虑了许久后，第一次向组织上开口提出自己的请求，将在福建省卫生防疫站工作的我调到物构所工作，以便照顾病重的母亲，组织上很快同意了父亲的请求。于是，我这个从1960年起在物构所生活了21年的人，终于成为真正的物构所人。
五十年后的今天，西河之滨，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猫山和鼠山的传说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远去。一代又一代的新物构所人在这里成长，薪火相传，相信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物构所，前景会更加美好！ |
